从河内火车厂到威尼斯网格：与Trung Mai对话——论建筑中的瞬时性与永恒性的悖论
冯月，越南艺术收藏 (VAC)
河内工业景观，河内Ad Hoc
审视河内地图，不难发现其城市肌理中交织着精心的分区规划与明显的非正式扩张。街道上尖啸的机车川流不息，令人难以想象这座曾经适宜步行的城市，如今已深深嵌入现代性喧闹的节奏之中。小摊、流动商贩与临时劳工遍布城市最细微的脉络，而贫民聚居区与 污染则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物显现出来，背后牵连着外部政体的影响、殖民创伤与战争遗绪。作为推动城市变迁的重要力量之一，工业化不仅塑造了河内的空间结构，也持续重构着其社会经济关系、文化形态、身份认同、集体记忆，乃至居民的主体性本身。
越南的工业化
追溯越南工业化的历史，始于19世纪90年代采掘与制造业的兴起，尤以煤炭开采最为突出。随着东京（Tonkin, 越南北部地区旧称）煤田的密集开发，到世纪末，法属印度支那已成为东亚最重要的煤炭出口地之一。在这一时期，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河内，已逐步变为服务于殖民掠夺、围绕资源提取与财富积累运作的工业中心。河内早期工厂主要由欧洲人创办，分为三类：资源加工（如发电厂、人造板材厂）、基础设施与民生支持（如铁路、维修车间、建筑材料），以及消费品生产（如酿酒、肥皂、制糖、棉纺、烟草）。与此同时，殖民者以打造“东方小巴黎”为目标的城市规划策略，也强化了殖民者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空间隔离。然而，这一进程也带动了经济增长、人口激增与工厂周边聚居地的逐步形成。
河内工业地图, 河内Ad Hoc
1955年起，在苏联影响下，工业与城市规划采纳社会主义原则：国家主导生产，依赖外援，同时限制城市扩张以控制人口增长。越南战争期间，大规模轰炸后许多工厂迁至农村，苏联式住宅街区(khu tap the) 成为这一时代的遗存。
越南统一后，革新开放（Doi Moi）改革推动发展转向市场驱动，河内经历急遽的城市化——人口激增、机动化加剧、住房市场转型，与此同时，贫困、拥挤、污染等社会与环境问题持续存在。
在河内快速城市转型的背景下，近年来国家政策已推动数百座工厂从市中心外迁，优先为推动房地产扩张与城市美化腾出空间。然而，这些工厂并不仅是工业遗迹，它们是越南现代化进程的物质见证，也是无数人真实生活经验的承载体。嘉林工厂（Gia Lam Factory）正是其中一个正面临威胁的典型案例，它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，得以回望越南工业发展的脉络，同时也折射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，工业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复杂挑战。
嘉林工厂
嘉林工厂位于河内市中心东北部，是承载了整整一个世纪历史变迁的“活遗迹”。据历史学家Tim Doling所述，它被视为20世纪初法属殖民时期三大铁路工程之一。其战略位置处于四条主要铁路线交汇处——嘉林-同登（163公里）、河内-海防（102公里）、河内-老街（296公里）、河内-边水（326公里——最初由法国人用作蒸汽机车与货运车厢的维修机械车间，后在日本占领时期被改造成炸弹与武器生产厂。在其百年历史中，它经历了罢工、革命、政权更替、战争轰炸与多次重建。尽管嘉林工厂至今仍在运作，并成功跨越了诸多历史动荡，如今却面临因城市更新而被迫搬迁的命运。
河内工业地图, 河内 Ad Hoc
网格项目：概念构想
据“网格计划”(The Grid)的建筑师Trung Mai介绍，该项目的构想诞生于“未知的未来”与“可能失落的历史遗产”间的交汇点，直面“临时性”与“永恒性”之间的核心悖论。Trung与阿尔多·罗西(Aldo Rossi)的观点深有共鸣：建筑的力量不在于其寿命长短，而在于其将人与场所、人与人、以及历史的共同节律联结起来的能力：建筑的物质实体可能转瞬即逝，但记忆中的存在可以永恒。 嘉林工厂的形态与功能，固然由特定时期的需求、政策决策与权力结构所塑造；但它本身也反过来塑造了一个社会的移动文化、居住逻辑与城市规划，以及一整套意识形态、生活方式，最重要的是，它为一代又一代曾在此工作、生活、路过的人们积累并承载了集体记忆。这种动态回环，也呼应了迈克尔·希弗（Michael Schiffer）提出的“行为考古学”理念——即关注人类行为与物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。
通过对嘉林工业遗址的介入与再利用，“网格计划”的目标并非回归物质层面的生产，而是为了积累其所承载的记忆、物质与文化影响，以激活其功能与建筑遗产，从而将人们与这一空间、同时也是与过去、现在与未来之间的非线性记忆联系起来。正如 Trung 所言，这一过程也邀请公众共同参与，对场地结构及其未来可能性展开集体思考与审视。“网格计划”得以将一个物质性的构筑物转化为一座纪念中心，并结合当代可持续设计方法，试图将其影响以一种永久的方式保存与延续下去。
楼层计划 3, 河内Ad Hoc
Section, 河内Ad Hoc
Photo by Trieu Chien
网格项目：重构
"这一网格式布局汲取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灵感来源：一方面，它呼应了嘉林工厂仓库中原有的复杂屋顶结构，通过重构空间秩序来唤起并致敬其建筑印记；另一方面，它也受到19世纪西班牙城市规划师伊尔德方斯・塞尔达（Ildefons Cerdà）为巴塞罗那扩展区（Eixample）所设计的网格系统启发——该系统通过街区与道路的网格化排列，旨在实现城市空间的公平可达与高效流通，这一原则至今仍支撑着都市生活的基本逻辑。”——Trung Mai
嘉林工厂中的网格系统延续了类似的平等与效率理念：每一个空间单元都与整体网格相呼应，构成一种严谨有序的空间结构，同时也保留了流动性的路径与使用可能，为人的通行与活动提供弹性。
Photo by Trieu Chien
在生产层面上，此次介入与重构过程致力于尽可能减少传统建筑所隐含的碳排放。项目所使用的材料包括：由工厂原本用于制造火车的钢材边角料再利用而成的金属格栅；展览中的家具则由工地现场发现的弹药箱制成，它们在越战时期曾是反坦克武器；此外，部分艺术装置由仓库中回收的工业通风管与其他残留部件拼装而成，它们为这些工厂遗物赋予了新的形态与意义。
网格计划：深远影响
嘉林工厂“网格计划”展览在河内引发了深远影响。无论亲临现场还是远程参与，曾在工厂工作过的员工都得以重新连结，并分享那些未被记录的往昔故事。面向学生的导览活动也如期展开，不仅促进了材料层面的认识，也在概念层面开启了跨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对话。然而，由于工厂搬迁已定，该展览本身寿命短暂，仅对公众开放一个月便被拆除。而在2024年亲身观展、如今又作为“重生的网格”（The Reincarnated Grid）策展团队的一员，我深切地感受到网格的使命已然完成：它使工厂获得了一个动态的纪念性角色，也以永久的姿态对其进行保存、再思与研究。
而将“重生的网格”项目置于威尼斯双年展的框架后，全球观众也被邀请赋予其新的意义与解读。
Photo by Hanoi Ad Hoc
“这一项目所体现的方法论与理念，本质上是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与见证，它指向深植于越南文化中的一种更宏大的集体智慧——权宜主义（Adhocism）”
“权宜主义无关最终形象，而是展示如何在未来适应与调整。建筑无需永恒，它应是不断制造与解构的无限过程，随语境演变而响应。我们总要求建筑师创造永恒之物，但实际上，能够应变的能力比初始设计更重要，因为你所预测的未来，其实是从未真正到来的假设。”——Trung Mai
作为集体智慧的权宜主义
在此，这种叙事对招致无休止生产与资源浪费的消费主义展开批判，转而倡导一种替代性的、适应性的、可持续且可行的生活方式。
权宜主义（Adhocism）是查尔斯·詹克斯（Charles Jencks）与内森·西尔弗（Nathan Silver）在1972年《权宜主义：即兴创作的案例》一书中提出的概念。詹克斯认为：“作为一种设计原则，权宜主义始于日常生活中的即兴创造——瓶子改烛台，字典作门挡，带轮子的拖拉机座椅摇身一变为餐椅。但它远不止于此，它也是我们处理几乎所有活动中一种尚未被充分认知的潜在力量——无论是游戏、建筑，还是城市规划与政治革命。”
当消费主义在大众媒体与技术驱动下盛行数个世纪，将人们对幸福与身份的渴望深深嵌入无尽的消费行为之中时，也加剧了阶级分化、债务依赖的不稳定性、计划性淘汰、过度生产与生态危机。相比之下，权宜主义概念所提出的是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替代性生活路径：它强调再利用，重新定义用途，以及“就地取材”的伦理——不再等待一个完美的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，而是在有限资源中主动创造条件、应对现实。
作为替代方案的权宜主义
尽管越南是全球增长最快的20个经济体之一，其生活方式却出人意料地植根于权宜主义精神，而非传统等级结构。这一文化特质可追溯至数百年前，并广泛体现在越南生活的方方面面——从日常物件到建筑形式与城市规划的尺度逻辑，皆可见其痕迹。
这种灵活与即兴的精神，从最贴近身体的日常物件层面便已显现——桌椅等家具，是最具多功能性的例子之一。在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越南传统民间艺术桁桐画（Hang Trong）中，我们可以看到“cái sập”（一种木制平台床）在不同场景中的多样用途：它既可作为帝王的茶几，也被学生用作学校图书馆的座位，亦可在寺庙中作为供台。在当代越南，塑料小凳则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模块化座具系统。人们根据实际需求自由组合与拆解，展现出一种以使用者为核心的灵活设计逻辑，也正是“权宜主义”的生动体现。
桁桐画
Photo by Trung Mai
应地，灵活应变的精神同样可以延伸至公共基础设施的层面。1968年春节攻势（Tet Offensive）期间，北越军队与越共发动大规模进攻，顺化是受创最严重的战场之一，长田桥（Truong Tien Bridge）在战斗中严重受损。情势之下，当地人将船只连接起来重建桥梁，形成一座浮桥，此后多年仍有效运作。
Photo by Bettmann/CORBIS
权宜主义不仅体现在物质结构中，也存在于精神与伦理实践中。释明慈（Thich Minh Tue）是一位越南佛教修行者，在越南及全球推广行走冥想。他所践行的“入世佛教”（Engaged Buddhism），其核心精神不仅鼓励个人正念，也在努力帮助他人意识到自身的慈悲与慷慨能力。
遵循这一精神，释明慈有意用废弃织物制作僧袍，赋予其多重意义：既是对消费主义的抵抗，也是对盗窃与商品化倾向的防范，更是对人类本质美德的强调。他所托之食，并非出于个人饥饿，而是一次次对慈悲心的唤起。他极简而专注的修行方式，在当代越南激发了广泛共鸣，亦促使许多人踏上与之呼应的实践之路。
一队佛教僧侣赤脚走在乡间小路上，多数身着或携带鲜艳的拼布僧袍，其旅程体现了佛教实践核心的谦逊、简朴与集体精神。
Photo by Nguyen Van Phuoc
在城市尺度上，权宜主义更成为越南城市肌理的决定性特征。越南的城市们同时是其人民集体思想与精神的容器与映射；大部分城市景观并非由集中规划塑造，而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宜主义精神形成。尽管因其表面的混乱，某些城区或许难以被冠以“智能设计”这类统一标签，但其中所显现出的强大适应性与资源调动逻辑却十分清晰——正是这种逻辑支撑着这些城市，在面对气候变化、资源匮乏和历史剧变等挑战时，依然保持运转活力。
进一步放大视角，河内的某段人行道便可在一天中随着时间呈现不同功能：清晨，它是家庭生活的延伸；夜晚，变为街头小吃的商业空间；高峰时段，则成了交通的溢出通道。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在这里变得模糊、灵活，以需求为导向——这便是资源有限语境下的实用权宜之计。
Photo by Trung Mai
桁桐画 Hàng Trống painting
Photo by Trung Mai
从鸟瞰视角来看，河内的本土城市形态正是权宜行为的具体体现，由各种即兴解决方案与制度性决策交织而成，渗透至城市最微小的空间容器之中。
Photo by Tristan Ruark on Unsplash
面对气候与生态危机时，能够灵活应变、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的能力，与自上而下的规划与政策相结合，使得愿景与现实执行之间的鸿沟有了弥合的路径。权宜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问题解决模式，其关键在于各个个体单元的主动行动，而这些单元终将共同筑成更大的智慧网络。
Trung Mai，网格项目建筑师、Hanoi Ad hoc创始人。由Trieu Chien摄影